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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菩薩本願經》冼玉清批校 |
「啼淚號泣而白空界：願我之母永脫地獄。畢十三歲，更無重罪及歷惡道。十方諸佛慈哀愍我，聽我為母所發廣大誓願。」
這個願的開始是因為地藏菩薩(某一世)的母親在地獄中受苦，菩薩向十方三界發願，希望能救母親出離地獄苦難。出發點是個人的。但他的做法則從這裡出發，超越了個人：
「願我自今日後(對清淨蓮華目如來像前)卻後百千萬億劫中。應有世界、所有地獄及三惡道諸罪苦眾生，誓願救拔。令離地獄惡趣、畜生餓鬼等如是罪報等人盡成佛竟，我然後方成正覺。 」
他發的願是在未來無限時間裡，要救度所有的地獄惡道眾生脫離地獄，讓他們全成了佛，自己才證位成佛。這是一個很大的願，首先，地獄惡道眾生的數量何其多，大家看到的動物都是惡道眾生，大多數的人相狀愚痴，也是惡道眾生的預備人選。其次，時間是無限的未來(卻後百千萬億劫)，空間是所有的世界(應有世界)，把時空的範圍放到無限大，卻說要把這未來所有的地獄惡道眾生通通救拔出來，自己才成佛。這是多麼不可能的任務啊！
再者，「救拔」這個任務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在佛教的基本觀念裡，不能放下執著、欲望，自然是要造作等流，不停在惡道流轉。要具備慈悲心，又不執著貪欲，難度其實相當相當高。因為沒有執著很難堅持，有了執著又難免陷入輪迴。地藏菩薩所發的願，是一個自己挑戰自己的絕對不可能任務，除了自己要做到，他還要輔導其他惡道眾生做到，因為他的發願滿足條件是要讓他們「盡成佛竟」(都圓滿地成佛)。那些眾生可是沒有暇滿人身的啊！
所謂「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就是後人對地藏菩薩這份願的簡單整理。我高中的時候喜歡什麼書都讀，廟裡給的善書也抓回來讀，讀到這一段，為地藏菩薩發的大願深深感動。
在歷史上，這段文字感動的不只是我。
唐代對佛教的觀念是很矛盾的，一下子禁絕，一下子提倡，其實上行下效都在皇帝的手中。士大夫對佛教的觀念也趨於分裂，有很多信仰佛教的居士出現，也有誓死反對佛教的人物(最出名的當屬韓愈)。經過五代百年混亂而頻繁的政權更迭，到了宋代，佛教、道教與民間宗教的疊合與發展已經有相當的程度
，誰也壓不倒誰，皇帝也了解無法剿滅宗教，就直接頒布辦法，甚至獎助翻譯刊刻宗教經典。(唐代從武則天稱帝之後一直都有獎助翻譯佛經，但是大規模的刊刻就是宋代的事情)
正如同歐陽修在資源回收桶撿到《韓愈文集》的殘卷，深受感動而帶動了古文運動一樣(《宋史‧歐陽修傳》：「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並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范仲淹所讀到的《地藏菩薩本願經》，也對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范仲淹很小的時候父親就過世了，媽媽帶著他改嫁到朱家，把范仲淹改名「朱說」，長大一些，范仲淹告別母親，離開朱家去找老師(戚同文)求學，刻苦過了幾年，考上進士，再把媽媽接到身邊奉養。這個時候作官有點地位了(集慶軍節度推官)，才改回范仲淹這個名字。
當時士大夫間有討論佛經的風氣，同時代的楊億、劉筠、錢惟演等人也幾乎都是言詞間反對佛教，卻老是討論佛經。范仲淹在這個時候因為官場需要，接觸了大量的佛教經典。在當推官的時候，首次接觸了《地藏菩薩本願經》。其中地藏菩薩為母親發的願，在范仲淹的心中產生了強烈的影響。范仲淹的母親改嫁固然在某些宋代士大夫的眼中是種不能守住名節的作為(改嫁在北宋非常常見，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以後有空我們再來談理學家眼中的改嫁)，但范仲淹孝敬母親，離家求學時「感泣辭母」，得到地位後也「迎其母歸養」。地藏菩薩為母親發的深宏大願，影響了范仲淹後來的立論。
地藏菩薩的發願從自身的母親開始，擴大到所有的眾生。在范仲淹的理解與延伸中，這是一種個人地位的極小化，「成功不必在我，當整個群體成功了，我就成功」的觀念；也是個人責任的極大化，「不論群體是否要我承擔，我都應該發願承擔」的知識份子責任，與孟子「捨我其誰」挺身而出的觀念，正好相合。但孟子地位的進一步提升還在南宋，很多人把范仲淹的知識份子責任論源推孟子，其實范仲淹對《孟子》，大概還沒有對《地藏菩薩本願經》來得熟與親切。
「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的願，在范仲淹來說已經是滲入意識的觀念。根據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7與許多宋代筆記的記載，范仲淹主持慶曆革新的時候力行淘汰冗員，把吃閒飯的公務員解職，砍了很多人。富弼在旁邊說：「這樣不好吧，你一筆一筆宰了那麼多人，都是一家子一家子哭呢！」范仲淹回答的名言是：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我們要在乎一家子哭呢？還是要在乎整個國家哭呢？)這份魄力與承擔，正來自佛經中「識見長遠，當見後世」的概念。
當然很快地，宋代第一次變法慶曆革新在反對聲中失敗了，范仲淹等也被貶得遠遠的。慶曆四年，與范仲淹交好的友人滕宗諒被貶到巴陵郡；慶曆五年，范仲淹自己也被貶。慶曆六年滕宗諒重修岳陽樓成，請范仲淹寫記，就是著名的〈岳陽樓記〉。范仲淹知道滕宗諒被貶心中鬱結，前半段勸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文末筆鋒一轉，寫出了范仲淹自己的底蘊概念：
「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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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文徵明書法〈岳陽樓記〉 |
這樣把個人的得失憂樂放在天下國家之後的觀念，在范仲淹之後大行其道，在余英時教授的著作中，也很完整地說明了這是范仲淹之後整個宋代文人的思想特色。甚至連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的死節觀念，也可以說是延伸范仲淹的先憂後樂論。然則這份承擔思維與責任感，卻是來自佛經中地藏菩薩的發願。佛教對宋代的儒者產生的巨大影響，主要是在精神與文化層面，而不只是穿著與信仰層面而已。
這也是文化交融之下的蝴蝶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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