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牛肉會犯法的宋代

宋代何薳寫了一本筆記，叫《春渚紀聞》，裡頭提到有個人作夢到了一個叫「牛王之宮」的地方，見到自己過世的姨媽。姨媽說她自己生前愛吃牛肉，常常為了口腹之慾亂殺一通，所以被罰每天要吃一升「鋩飯」(整鍋小鐵蒺藜)，吃的過程血肉模糊噁心得要死，如果有興趣的話自己去看(在卷三)，我這邊就不詳細說明了。

這類故事場景與程式，如果年紀大一點，曾經在車站等車，翻閱過善書諸如地獄遊記之類，大概都不會覺得陌生。宋代的法令是禁屠牛馬的，這條禁令很多人都說是出自《宋刑統》，但其實宋代的刑法大體上還是沿襲唐律。唐代的刑法中有「諸故殺官私馬牛者，徒一年半。(不管什麼理由，不管是官家的還是私有的，殺了馬跟牛的，就要關你一年半)」、「主自殺馬牛者，徒一年(主人殺自家牛馬的也要關一年)」，《宋刑統》講到這個，完全照抄唐律，一字不改。其實理由還是一樣，認為國家以農為本，殺了牛怎麼耕作？殺了馬拿什麼拉車打仗？可是民間講不聽怎麼辦呢？最有效的宣導是宗教愚民政策，就是拿報應說來加點恐怖色彩。這就跟告訴你家小朋友，以前有個小朋友隨便吃陌生人的糖果就失蹤了，最後發現的時候已經變成白骨了的意思是一樣的。這種做法叫做「教化」。

教化的做法當然要搭配繪聲繪影的描述和因果觀念的強化，從唐代以來盛行且與道教、民間宗教相混合的佛教地獄說與報應說就被拿來應用。這些文人打仗不行，講個把恐怖故事倒是很在行，在筆記文學中這些故事簡直多不勝數啊！

也許你會質疑，那宋代人都不吃肉嗎？不吃牛馬，還有很多雞豬羊鴨魚肉可以吃，主政者也不擔心沒有肉可以吃。當時養殖技術不太好，中原少見羊肉，價格貴得要死，越貴，就越有人要吃，這種炫富心理今天也很常見，並不稀奇。反而是豬肉，豬好養又多肉，價錢又便宜，倒沒什麼人要吃豬肉，因為這是百姓的食物，當官的吃這個？會被笑的。蘇軾就因為自己沒什麼錢，日子難過，乾脆試試看，這下子試出味道來，寫信給兄弟朋友老說豬肉好吃：
「黃州好豬肉，價賤如泥土，貴者不肯喫，貧者不解煮。」

同樣的道理，當牛馬被禁殺禁吃，牛馬肉上漲，反而有很多人違法硬是要吃。說穿了又是炫富，特立獨行吧！宋仁宗下詔令重申禁屠牛馬，文人筆記中不時來個政令宣導，都用另一個角度告訴我們，宋代吃牛肉馬肉反而成了盛行風氣。並不是沒有肉吃，豬肉多得是，而是吃法律不許的牛肉馬肉才能彰顯身分。

講到這裡，也許會有宗教衛道人士要打我臉了。人家宋代筆記中有很多這類吃牛馬的報應故事，也許就是一種宗教戒殺，跟法律有什麼相關，你要這樣胡說八道。其實雖說法律是道德的最後防線，有時候道德的界線還是靠法律劃出來的。禁殺牛馬的鐵則來自法律，來自國家的實際需求，宗教只是被利用的一環。不然，請找找宋代的筆記，何曾有人因為吃了雞豬魚肉遭受報應？難道是牛馬智慧高，雞豬魚活該倒楣？

不過就是因為吃牛馬是違法的事罷了，文人當官，文字中來點政令宣導，理所當然。如果法律明文禁止吃外星人，外星人的肉大概就會立馬漲價，然後就會發展出外星人養殖業了吧！

流傳到後世，什麼都吃很正常，不肯殺生吃肉也很令人讚佩。卻也有人因為信仰，什麼肉都吃，就是不吃牛，這樣的人大概不知道，自己還在受唐代的禁屠牛馬法令規範吧。

注定要孤單的清白：屈原

蔣愷飾演的屈原

端午習俗在屈原之前就存在，但因為屈原而更生動。屈原的傳說是流傳在民間的，細節是否真實其實存在很多疑慮。不過既然被司馬遷寫入歷史了，我們就先當他是歷史好了。

我來說一個故事，你可能在很多地方聽過很多次的故事。

根據《史記》記載，屈原是貴族，而且是腦袋清楚、才華洋溢、文采風流，想好好做點事情的貴族。如果我們把楚國當成一家公司，屈原就是占有相當股份的大股東(貴族)，而且在公司經營上還很有想法，還當了一段時間的總經理(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

在這種情形下本來應該是老闆員工相得，一段佳話，偏偏這個世界上沒有永遠美好的事情，所謂「美好的日子總是短暫的」。掌握公司的權力越大，老闆不免會害怕被取代。所以被人用謠言攻勢除掉了(王怒而疏屈平)。這類謠言的內容千篇一律，都是說總經理想要爭奪實際經營權，偏偏手上又有很多股份(貴族)，恐怕在股東會把董事長取代掉之類的。(王使屈平為令，眾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能為』也。)

所以屈原就被扔到一些庶務二課之類的打雜機關去了。過程中聽說老董事長被綁架了，老董事長的兒子接任董事長。五味雜陳的屈總經理不安分，立馬向新董事長上書指出種種弊端，結果連庶務二課都沒得待了，被強迫退休去掃水溝(披髮行吟澤畔)。

曾經掌握一家公司方向的屈總，淪落到掃水溝，他當然覺得很悶(顏色憔悴，形容枯槁)。另外一個掃水溝的阿伯(漁父)說他不識時務，亂世嘛，大家摸摸魚也就是了，你現在這樣是自找的不是？(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

屈總經理嘆了一口氣：「這是我的原則(個性)，我做不到，就是做不到啊！要那樣我還寧可死了餵魚(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

水溝阿伯聽了笑笑，什麼都沒講，低頭哼著小調繼續掃地。但屈總經理看著難受，覺得意思好像是「那你怎麼還不去餵魚？」

所以大名鼎鼎，曾經掌握實際經營權的大股東屈總經理自殺了。

屈總的死是悲劇，非關愛國。他的經營理念無法實現，眼看著也沒有可能實現，董事長就算叫他回去，也是給個虛銜妝點一下，表示自己度量很大而已。疑慮不消，不可能把權力給他；給了他權力，又如何沒有疑慮？他的頻率和整個公司上上下下都不一樣，他哪裡都去不了，到哪裡都是自己一個人。就算一身孑然遇到漁父好了，漁父也搞不清楚他想幹什麼，不就一碗飯嗎？端著吃就是了，為什麼要那麼清白嚴謹，還讓不讓人活啊！

爭權奪利的人，屈總玩不過；底層摸魚的人，屈總看不過。整個公司，其實只有屈原總經理一個人，像外星人一樣幹活。

所以他還能去哪裡呢？還能去哪裡呢？只能到汨羅江水面下的平行世界。也許在那裡，他的頻率會被聽到。

個人的最小化與最大化：佛教啟迪宋代儒者的觀念

我想起佛教的《地藏菩薩本願經》中，地藏菩薩發的那個大願：

《地藏菩薩本願經》冼玉清批校

「啼淚號泣而白空界：願我之母永脫地獄。畢十三歲，更無重罪及歷惡道。十方諸佛慈哀愍我，聽我為母所發廣大誓願。」

這個願的開始是因為地藏菩薩(某一世)的母親在地獄中受苦，菩薩向十方三界發願，希望能救母親出離地獄苦難。出發點是個人的。但他的做法則從這裡出發，超越了個人：
「願我自今日後(對清淨蓮華目如來像前)卻後百千萬億劫中。應有世界、所有地獄及三惡道諸罪苦眾生，誓願救拔。令離地獄惡趣、畜生餓鬼等如是罪報等人盡成佛竟，我然後方成正覺。 」

他發的願是在未來無限時間裡，要救度所有的地獄惡道眾生脫離地獄，讓他們全成了佛，自己才證位成佛。這是一個很大的願，首先，地獄惡道眾生的數量何其多，大家看到的動物都是惡道眾生，大多數的人相狀愚痴，也是惡道眾生的預備人選。其次，時間是無限的未來(卻後百千萬億劫)，空間是所有的世界(應有世界)，把時空的範圍放到無限大，卻說要把這未來所有的地獄惡道眾生通通救拔出來，自己才成佛。這是多麼不可能的任務啊！

再者，「救拔」這個任務本身就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在佛教的基本觀念裡，不能放下執著、欲望，自然是要造作等流，不停在惡道流轉。要具備慈悲心，又不執著貪欲，難度其實相當相當高。因為沒有執著很難堅持，有了執著又難免陷入輪迴。地藏菩薩所發的願，是一個自己挑戰自己的絕對不可能任務，除了自己要做到，他還要輔導其他惡道眾生做到，因為他的發願滿足條件是要讓他們「盡成佛竟」(都圓滿地成佛)。那些眾生可是沒有暇滿人身的啊！

所謂「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就是後人對地藏菩薩這份願的簡單整理。我高中的時候喜歡什麼書都讀，廟裡給的善書也抓回來讀，讀到這一段，為地藏菩薩發的大願深深感動。

在歷史上，這段文字感動的不只是我。

唐代對佛教的觀念是很矛盾的，一下子禁絕，一下子提倡，其實上行下效都在皇帝的手中。士大夫對佛教的觀念也趨於分裂，有很多信仰佛教的居士出現，也有誓死反對佛教的人物(最出名的當屬韓愈)。經過五代百年混亂而頻繁的政權更迭，到了宋代，佛教、道教與民間宗教的疊合與發展已經有相當的程度
，誰也壓不倒誰，皇帝也了解無法剿滅宗教，就直接頒布辦法，甚至獎助翻譯刊刻宗教經典。(唐代從武則天稱帝之後一直都有獎助翻譯佛經，但是大規模的刊刻就是宋代的事情)

正如同歐陽修在資源回收桶撿到《韓愈文集》的殘卷，深受感動而帶動了古文運動一樣(《宋史‧歐陽修傳》：「得唐韓愈遺稿於廢書簏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賾，至忘寢食，必欲並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范仲淹所讀到的《地藏菩薩本願經》，也對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范仲淹很小的時候父親就過世了，媽媽帶著他改嫁到朱家，把范仲淹改名「朱說」，長大一些，范仲淹告別母親，離開朱家去找老師(戚同文)求學，刻苦過了幾年，考上進士，再把媽媽接到身邊奉養。這個時候作官有點地位了(集慶軍節度推官)，才改回范仲淹這個名字。

當時士大夫間有討論佛經的風氣，同時代的楊億、劉筠、錢惟演等人也幾乎都是言詞間反對佛教，卻老是討論佛經。范仲淹在這個時候因為官場需要，接觸了大量的佛教經典。在當推官的時候，首次接觸了《地藏菩薩本願經》。其中地藏菩薩為母親發的願，在范仲淹的心中產生了強烈的影響。范仲淹的母親改嫁固然在某些宋代士大夫的眼中是種不能守住名節的作為(改嫁在北宋非常常見，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情，以後有空我們再來談理學家眼中的改嫁)，但范仲淹孝敬母親，離家求學時「感泣辭母」，得到地位後也「迎其母歸養」。地藏菩薩為母親發的深宏大願，影響了范仲淹後來的立論。

地藏菩薩的發願從自身的母親開始，擴大到所有的眾生。在范仲淹的理解與延伸中，這是一種個人地位的極小化，「成功不必在我，當整個群體成功了，我就成功」的觀念；也是個人責任的極大化，「不論群體是否要我承擔，我都應該發願承擔」的知識份子責任，與孟子「捨我其誰」挺身而出的觀念，正好相合。但孟子地位的進一步提升還在南宋，很多人把范仲淹的知識份子責任論源推孟子，其實范仲淹對《孟子》，大概還沒有對《地藏菩薩本願經》來得熟與親切。

「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的願，在范仲淹來說已經是滲入意識的觀念。根據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卷7與許多宋代筆記的記載，范仲淹主持慶曆革新的時候力行淘汰冗員，把吃閒飯的公務員解職，砍了很多人。富弼在旁邊說：「這樣不好吧，你一筆一筆宰了那麼多人，都是一家子一家子哭呢！」范仲淹回答的名言是：
「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我們要在乎一家子哭呢？還是要在乎整個國家哭呢？)這份魄力與承擔，正來自佛經中「識見長遠，當見後世」的概念。

當然很快地，宋代第一次變法慶曆革新在反對聲中失敗了，范仲淹等也被貶得遠遠的。慶曆四年，與范仲淹交好的友人滕宗諒被貶到巴陵郡；慶曆五年，范仲淹自己也被貶。慶曆六年滕宗諒重修岳陽樓成，請范仲淹寫記，就是著名的〈岳陽樓記〉。范仲淹知道滕宗諒被貶心中鬱結，前半段勸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文末筆鋒一轉，寫出了范仲淹自己的底蘊概念：
「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

明‧文徵明書法〈岳陽樓記〉

這樣把個人的得失憂樂放在天下國家之後的觀念，在范仲淹之後大行其道，在余英時教授的著作中，也很完整地說明了這是范仲淹之後整個宋代文人的思想特色。甚至連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的死節觀念，也可以說是延伸范仲淹的先憂後樂論。然則這份承擔思維與責任感，卻是來自佛經中地藏菩薩的發願。佛教對宋代的儒者產生的巨大影響，主要是在精神與文化層面，而不只是穿著與信仰層面而已。

這也是文化交融之下的蝴蝶效應。

是誰沒文化啊

蔡絛在《鐵圍山叢談》裡提到有個當官的學問不佳，又要賣弄學問，在一群人共乘涼的時候，對大家說：
「夜來不能寐，偶讀《孟子》一卷，好甜。」
(晚上睡不著，讀點夢子，睡得可甜咧。)

旁邊的人實在聽不下去，只好隨口回答：
「必非《孟子》，此定《唐書》爾。」
(這一定不是夢子，八成是糖書吧)

蔡絛為什麼要講這個？
其實這個他聽來的笑話就是在罵他。

蔡京的大字作品

當時很多人對蔡絛什麼也沒做，只是跟著老爸蔡京這條線，就大紅大紫掌握權力相當不滿。所以老是在背後批評造謠說蔡絛沒讀書、沒文化，大字不識得幾個。但他家裡向來是很有文化素養的，不只老爸蔡京是書法名家文章老手，家裡幾兄弟蔡攸、蔡翛、蔡絛、蔡鞗的文字工夫與文化根柢也都很不一般。蔡絛的書法頗得父親蔡京的真傳，蔡京晚年的文書多半出自蔡絛之手。但事實跟傳言是兩回事，人家就是硬要吐他口水說他不學無術，謠言止於智者，而智者向來是少數，而且不說話。蔡絛對這種批評氣得要死，卻又沒辦法反駁，畢竟他的進士資格是靠爸爸集點送的(賜進士出身)，只能在自己被流放之後，寫進書裡頭自嘲一下。

蔡絛的哥哥蔡翛的書法

他這是佔便宜還是吃虧呢？還真是不好說。

他被流放後寫的東西很有政治意味，通頭至尾都在塑造他父子憂國憂民的形象。裡面突然沒頭沒腦夾了這一則，大概是蔡絛先生感慨係之(老子都寫了這麼多了，還說我沒文化，我氣！)

其實蔡絛跟蔡京的文化程度很好，單看他們得寵於宋徽宗就知道，宋徽宗的政治能力屬於低能等級大家都知道，他的文化素養高卻應該也不會有人否定。宋徽宗喜歡蔡京，開頭就是因為蔡京的一手好字。蔡京的書法是宋代四大家之一，只是因為他奸臣形象實在太糟，才把宋代書法四大家的蘇、黃、米、蔡的「蔡」換成蔡襄。(蔡襄的書法不是不好，不過大概分了很多精神在政務上，沒有蔡京的厲害。)

蔡京行楷作品，筆下自然灑脫

蔡京、蔡絛父子如果真的陷入半文盲狀態，宋徽宗還是個王爺的時候就不會跟這兩個傢伙建立什麼鐵桿交情了，大概早就拿個二兩銀子送客。哪裡會讓他們掌管帝國權力那麼久。但罵蔡絛的這些人，八成都是對蔡氏父子不滿的文官......。好啦，你是讀書人，我也是。你權勢大如天，我人數多如蟻。暗黑宣傳起來，蔡家父子不吃癟才怪。

這一點就真的要幫蔡絛喊冤了，他可是有苦說不出的(說了，但還是說不出)。

藏書

「世間凡物未有聚而不散者，而書為甚。」
by 宋‧周密《齊東野語》

古往今來那麼多那麼多藏書家，書刻了買了收了藏了，然後被偷被搶被燒。

書是什麼？一堆文字印在紙上，紙有很多講究，那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油墨文字也是，有很多細緻的考究處

電影《明天過後》中，一群人燒圖書館的書取暖以度過寒冬

，很重要，但也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書上承載的訊息，那是文化。

初老的跳躍

我記得小時候讀《國語日報》，夾頁裡會介紹小說。有篇小說是某個小孩有天打開門，人家來向他買時間，於是他把自己每天上課的時間給賣了。後來他覺得怪怪的，每天就是這樣，突然不見了四堂課(小說裡預設孩子每天上四堂上午的課)。

我很年輕的時候就顯老。高中的時候騎著機車無照駕駛，警察從我身邊經過，有說有笑地跟我聊孩子，以為我也要去前面的幼稚園接小孩。其實我是要去旁邊的車行打工。遇上了義工募款，我實在受不過纏，問他：
「你覺得我幾歲？你猜對了我就捐錢。」
他滿臉堆起笑，躍躍欲試地：
「我覺得年紀不大，也就二十六七歲吧！」

我笑翻了腰，我才17歲，就被看大了十歲。

人家說那叫「老起來放」，別人說我這麼說，我也這樣自我調侃。後來年紀越大，越來越覺得不對勁。

36歲的時候談過一場戀愛，女孩鼓起勇氣把我帶回家，女孩的家人沒有一個不嫌我老，只差沒送我一面鏡子叫我自己照照。其實又何必鏡子，那些對陌生老人的疑懼和嫌惡通通寫在臉上。我感覺不到什麼傷心，只是詫異、驚恐，原來我竟然已經很老了嗎！

我竟似不曾擁有過青春，生命裡的那段時間，彷彿就這樣不知被誰給賣了，渾渾噩噩地過去。一覺醒來，四節課結束，我來到40歲。應該是不惑之年，但我滿是疑惑。我生命裡的上午，那四節課突然就不見了。誰賣了？或是，誰偷了呢？

創作的舞台

「我們可否直爽的承認一樁事？創作的鼓動時常要靠著刊物把它的成績布散出去吹風，曬太陽？和時代的讀者把晤的。被風吹冷了，太陽曬萎了，固常有的事。」
by 林徽因〈惟其是脆嫩〉，1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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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說作者的創作要讓更多人看見，即使是被批評，也比放著爛好。
「偉大作品沒有和本時代見面，而被他時代發現珍視的固然有，但也只是偶然例外的事。」

確實若是創作只寫給自己看，找不到共鳴者，那實在也很沒意思。原先因為寂寞或感動而創作的，最後卻因為創作感到完全的冷清和寂寞，不是一件很無力的事情嗎？

少女時代的林徽因

所以要有媒體，創作要靠刊物散布，刊物媒體扮演的重要性，應該被重視的，但卻很容易被忽視。不論是出版商也好、發行商也好、雜誌也好、詩社也好，都有他的重要性。

「努力過刊物的誕生的人們，一定知道刊物又時常會因為別的複雜原因而夭折的。他常是極脆嫩的孩兒。」

「我們單有情感卻沒有表現這情緒的藝術，眼看著後代人笑我們是黑暗時代的啞子，沒有藝術，沒有文章，乃至於懷疑到我們有沒有情感！」

林徽因這樣說了，但80幾年來也沒有什麼改變。無奈電子媒體一出，社會就把紙張通通回收了。對於舊的形式已經揚棄，新的卻還沒有真的掌握。

所以，我對文化與創作這件事情的悲觀，好像也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